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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水金教授在光明日报撰文谈国学教育与国学研究
[ 来源:本网  编辑:   添加时间:2013-09-09  浏览:45 ]

           

          国学学科问题再思考----

           国学教育与国学研究

                       

                   “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研讨会”综述




   由新葡亰平台游戏网址承办的“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研讨会”日前在南昌大学举行。来自两岸三地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学术出版部门的4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深入研讨与广泛交流,提出了不少意见与建议,对于推进国学学科建设,不无启发。
 
                         高校国学教育兴起的问题化背景
 
   专家们认为,国学作为教育改革的一种尝试引入高等院校的人文学科教育体系,与社会大众的“国学热”无论在心理情感上,还是在学术理念上,都有较大区别。社会大众的“国学热”缘于对当代社会各种浮躁肤浅之“快餐学问”的厌倦,以及亲近与了解本土人文传统的渴求;而高校的国学教育,则出于对当代中国高校人文教育模式的深度反思,是一种学术理念与教育思想转换的实践活动。


   专家们普遍认为,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及文史哲的学科分类,是照搬前苏联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除了按照中文、历史、哲学的学科划分,解构了人文学术体系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根据“厚今薄古”的思想原则,大量砍削和压缩与传统人文常识体系相关的课程,不断增设与当下相关的教学内容。二是以“概论+通史”的教学模式与课程体系为基础,统编各类通用文科教材。经过几十年一贯制的推行,这种教育模式与课程体系已经从初始之弊演变为致命之疾:其一,就学术研究而言,文史哲的学科划分,“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学科之间“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彼此封闭,画地为牢。由于常识结构的单一,学术视野的狭窄,学术土壤的贫瘠,导致了学术风气的浮躁与浅薄,难以产生厚重的学术成果,至于学有本原、上承先贤传统、下启学术新知的名山事业,尤其渺渺!其二,就人才培养而言,“厚今薄古”的教育思想,“概论+通史”的课程体系,抽象化、教条化的观念灌输,抛弃传统,远离经典,人云亦云,导致了新生代人才的畸形发展。针对人文学科的培养模式形成造血功能严重不足的痼弊,一些高校开办旨在打通文史哲的“人文科学实验班”,将文史哲三个学科的“概论+通史”叠加起来,形成一种“拼盘式”课程体系。这种表面化的课程改革,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抛弃传统、远离经典的抽象化、教条化教育模式,反而无端加重了学生的记诵负担。问题既已提出,也就预示着解决的路径。从根本上消除文史哲的学科壁垒,以简驭繁,必须精读人文元典,直奔活水源头,除此之外,别无良法。近年来各高校开办的国学院、国学班,正是在这种学术忧患的思想前提之下,几经周折之后,才峰回路转,稍现坦途。
 
  专家们指出,高等院校的国学教育与社会大众的“国学热”,虽然不可等量齐观,但两股力量的合流及彼此呼应,从雅俗两个层面共同掀起了弘扬传统、复兴国学的社会思潮,是华夏民族积极参与未来世界人文精神重建的思想学问运动。
 
  经过广泛的交流与深入的探讨,专家们对于国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专家们认为:所谓国学,就是依赖中国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所指向的特殊思维路径,在融贯经史子、参究天地人的整体观照之中,研究中国传统的学问意识、思想观念、言说方式与行为方式;在当代学术学问的语境之中,融旧开新,再续敬德尊圣、平等向善、知止乐天的人文传统,培植理想的未来人性,构建新型的情理范式,重铸炎黄子孙的民族心魂;以独立自信的人文情怀,豁达开朗的学问胸襟,积极参与当代世界人文价值与全球普适伦理的学问重建。概而言之,融旧开新,再续华夏人文慧命;敬德尊圣,重铸炎黄民族心魂。这就是当代国学的学问生命与历史使命。
 
                         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是两个概念
 
  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的关系,是本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与会专家就此作了比较深入的学理探讨。专家们认为,昌明国学,弘扬传统,包含着彼此关联的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国学研究,一个是国学教育。就其逻辑关系而言,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是国学的两个下位概念,它们虽有联系但更有区别,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混为一谈,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前一阶段的舆情之所以出现许多关于国学的质疑,究其原因,除了个别学者对国学的本质与内涵以及当代国学的目的与意义缺乏清醒的认识之外,大多数人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理顺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的关系。事实上,许多有关“国学”的争论与质疑,往往是由于“国学”概念漫无边际的滥用所引起的,而“国学”概念的滥用,又是与不明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的区别与联系互为因果的。
 
  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的共性与关联,取决于中国学术的固有本质。专家们认为,中国学术具有两个最为明显的重要特征,一个是博雅平正,一个是知行合一。所谓博雅平正,是指视野弘通,涵识广博,立言平允,不事巧说。黄侃说:“中国的知识重在发明,不在发现。”意在强调整体贯通之后的阐发与推进,原原本本,反对标新立异,不为奇怪之说。因此,通观全体,学有本原,厚积薄发,博雅平正,是中国学术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至于中国学术之强调知行合一,乃人所共知的常识之论。“格物致知”与“修齐治平”互为前提,是中国传统的“大学之道”。以人生的亲证透悟圣经贤传,熟读深思,涵养生气,提升品格,也是中国书院传统的读书之法。则古人所谓“学”,就是“觉悟”,其目的端在透过文字的媒介,拨开心灵的混沌,激发道德的潜能,将语言文字所涵之义,化入实际的日常行动,变换气质,造就人格。这种“学”,不是纯粹的知性活动,而是知行贯通,“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是关乎身心修养的君子之学。因此,通观全体,学有本原,厚积薄发,博雅平正;熟读深思,涵养生气,知行合一,提升人格,无论国学研究还是国学教育,并无本质的不同。中国传统的杰出学人,不仅博雅弘通,学际天人,他们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君子人格与士人风操,就是万世不磨的道德楷模与人生典范。
 
  强调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的共性与关联,并非无视二者的差异以致等量齐观。专家们认为,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在方法与手段,目的与意义,以至于在科研与教学的相长互动方面,固然存在着质的共性与量的关联,但二者也存在着本数与末度的差异。第一,国学研究的对象与材料,是传统的经、史、子、集所有四部经典,所涉及的问题也无限宽泛。就“学”的层面而言,既包括“天人之际”自然宇宙与人类社会的各种复杂关系与相关问题,也包括“古今之变”各种学问制度的因革与风俗人情的变迁,林林总总,举凡中国传统的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都是国学研究的对象。就“术”的层面而言,也包罗宏富,小大不捐。大者如国医、国术、国艺;小者如卜卦、堪舆、悬空,无不借“国学”之名而攘臂于世。而无论是“学”还是“术”,其间科学与巫术共存,文明与愚昧相伴,真理与谬误杂糅,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无庸讳言。然而,剔除伪谬,甄别美丑,汲取精华,去其糟粕,正是国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与总体目标。但是,国学教育大为不同。国学教育既不能将所有这些对象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部搬进国学教室,也不可能没有本末之别与道技之分,让国学诸生漫无边际地信马由缰,泛滥无归,更不能舍大道之本而专从技数之末。可见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各有不同的内容与目标,不可混为一谈。第二,国学研究是学者的终身事业,因而既可以皓首穷经,博极群书,学际天人;也可以探赜索隐,专精孤诣,不遑其余。与此相反,国学教育无论是4年还是6年,在学制上有明确的规定,不可能在短期内读完浩如烟海的四部典籍;也不可能使诸生各自专习一经,孜孜数年方可卒业。因此,以国学研究的学术思路科范国学教育的具体操作,必然导致方向性失误,非贪博而流于泛,即求精而失于狭。由此可见,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在时间安排与路径处理上也有很大差异。
 
  专家们认为,国学教育以培养国学人才或者“读书的种子”为基本目标,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性,必须在有限的学制之内,达到一定的学术积累,完成相应的能力训练。因此,其课程设置,既要体现国学博雅平正与知行合一的传统学术特点,也要注重控源循流与取精用弘的基本常识结构,还要贯穿转识成智与融旧开新的创造性思维方式。专家们认为,黄侃、梁启超以及胡适等近代学人为青年学子开列的国学入门书目,可以给当代国学教育在教学模式与课程体系方面提供必要的参考。黄侃说:“吾国书籍之要者,不过廿余部。《十三经》而外,益以《国语》、《大戴记》为十五,言小学益以《说文》、《广韵》为十七,言史益以《史记》、《汉书》为十九,言诸子益以《荀子》、《庄子》为二十一,言文学益以《文选》、《文心雕龙》为二十三。此廿余书中,若深研而详味之,谓之专门可,谓之博学亦可,如此则不致有主伴不分之失。”当然,还应该加上一部《老子》。如果学者能在不太长的时间之内把这二十几部书读通读透,烂熟于心,既是通人之学,也是专家之学。专家们认为,作为国学奠基入门书籍,这二十四部元典既包含着“立德”做人的人生准则,也蕴藏着“立功”做事的历史经验,更蓄积着“立言”为学的基本功夫。因此,黄侃等前辈学人的经验之谈,值得当代从事国学教育的相关人士与相关机构认真借鉴。国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以及国学诸生的本硕习业,以及日后开展国学研究所必需的语言文字功夫,元典文献根基,一皆出在这二十四部书!以这二十四部书的常识体系及其价值功能作为“国学”的基本内涵,则“国学”概念在任何时间与任何场合都不会出现滥用。
 
                               国学的学科定位
 
  关于国学的学科定位,专家们一致认为,按照当前学科门类的划分,以上述二十四部书的常识体系及其价值功能为基本内涵的国学,应该是个大的“学科门类”或者至少是个“一级学科”,它不应该隶属于当代人文学科所谓文学、历史、哲学任何一个学科分支之下。否则,与国学教育的创办初衷相悖,也与传统国学的学术理路不协。专家们认为,创办国学教育的目的,第一,是要回复中国传统的博雅通观之学,从根本上消除现行文史哲的学科壁垒,实现现有学科的真正交叉与融合。第二,是要克服抽象化、教条化的教学模式,改变“概论+通史”的课程体系,通过精读人文元典,直奔思想的活水源头。因此,无论从学理还是从教学实践来说,将国学隶属于任何一个学科,都是不合适的。
 
  专家们认为,以上述二十四部书的常识体系及其价值功能为基本内涵的国学,作为一个学科,其不同于现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鲜明特点,就在于它的基元性、整全性与通贯性。它的常识体系不仅涵盖所谓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内容,也涉及语言学、文献学、考古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教育学、心理学、宗教学、伦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内容,还涉及到中国古代数学、物理学、化学、医药学、工程学以及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资源与环境等自然科技的某些学科门类,甚至还涉及当今学科门类所无法涵摄的经学、预测学等学术内容。也就是说,打下了上述二十四部国学元典的基础,也就是为从事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与常识体系,培养了从事这些相关学科研究所必需的文字阅读能力与思想关联能力。学者据此基础与能力,可依其性之所偏与兴之所致,去从事任何一个专门问题的研究。然而,按照现代教育的学科分类与课程体系所培养的“人才”,即使是文、史、哲相关学科的学生,都很难从自己所肄业的学科,能够轻松自如地走进国学元典,遑论其他文科应用专业。至于理工类的学生,就更是不得其门而入了。反之,如果有了上述二十四部书的坚实基础,由之而进入上述任意一种专门之学,则其手眼与心胸,就大不一样。道理非常简单,学术基础牢固,问题意识明确。如此本末有序,当然就不同凡响。清人张之洞所谓“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回顾民国时期之所以在现代各个学科都有杰出的学者与专门家,正是得益于这些学者本人在青少年时期皆有不同程度的国学元典诵读背景。
 
  专家们认为,把国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还只是刚刚起步,需要在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摸索与总结,“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在当前学科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有两种方式,不妨可作权宜之计:一是着眼于本科生培养,可以暂时不设二级学科,或者将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同名,在课程体系上仍然以元典精读为主;二是着眼于研究生培养,可以略依经、史、子、集的四部藏书分类法,但将其中附于经部的小学类独立出来与四部并列,按照张之洞《书目答问》所叙述的为学次第下设二级学科:即小学门、经学门、史学门、子学门与文学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与研究,形成了新的问题意识,或许也可以围绕问题意识重新考虑二级学科以至三级学科的配置。
 
  与国学的学科定位及其学科建设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国学毕业生的职业特点与就业方向问题。专家们认为,国学不是一个具体的职业教育,而是整体素质与综合能力的培养,尤其是要培养人文学科薪火相传的“读书种子”。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高等教育仅仅出于直接的功利目的,一味只是考虑就业出路,以随波逐流的媚俗方式考虑专业设置,而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基础教育为主导,着眼于高素质精英人才的培养,这种舍本逐末的教育思路,难以摶聚持续发展的学殖与后劲。纵观六十余年的中国教育,文科没有出现一个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理科没有出现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国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与财力,人民支付了无可估量的血汗代价,所得之“人才”却既不成“人”也不成“才”!这是不是教育思路出了问题,确实值得深思。由此而论,即使国学毕业生不是人人都去从事学术研究,但炼铸了磊落的君子人格,具备了高尚的精神境界,拥有了扎实的国学功底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又有一定的创造性思维潜能,必然具有较强的工作与环境的适应能力,在社会学问事业中干什么都行,去哪儿都会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中国有句老话:“秀才行医,笼中抓鸡。”道理就在于此!黄侃所说的“博学”与“专门”可以兼于一身,道理也是如此!因此,以就业问题质疑国学学科的设立,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国学研究:照着讲、接着讲还是重新讲?
 
  专家们认为,必须恢复与重建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与研究范式。以西方现代常识体系与概念范畴支离与曲解中国传统学术所谓“反向格义”的畸怪现象,再也不应该继续下去了。当代国学的努力方向,面临“照着讲”还是“接着讲”甚至改弦更张“重新讲”的学术选择。所谓“照着讲”,就是仍然按照当下现行的西方现代学术话语体系,继续支离与曲解中国传统学术。所谓“接着讲”,就是跟在当代新儒家后面,继续按照新儒学的学术思路,仍然以西方的常识范畴去阐释与发挥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但事实上,这两种发展路线,对于当代国学而言,回旋余地已大为有限。第一条路线已经将中国学术引向了歧途,大量的削足适履、生搬硬套,似是而非的伪命题、假结论,充斥学坛,亟待正本清源。第二条路线仅仅将眼光放在宋明理学,不仅堂庑稍有蹙迫,且祀享程、朱而祧毁孔、孟,也未免数典忘祖。《汉志》九流十家,儒学仅居其一,尚有道家与墨家者在。仅以儒学而论,汉唐儒学与先秦儒学既别,而宋明理学又承汉唐儒学之后,则离先秦孔孟儒学初衷,相去何啻霄壤!况且清代乾嘉诸老擿发宋儒空疏穿凿之蔽斑斑可寻,当今学者断难回护。有鉴于此,专家们认为,当代国学与其取径汉魏,规摹宋明,不如直奔先秦,在综合各家各派思想要义的基础上,吸纳其他学问传统的人文精髓,融旧开新,重建新的学术范式,则一切附会穿凿之说无须大力摧陷廓清,自必风流云散,尘埃落定。因此,着眼于民族自新,弘扬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溯始先秦,回归元典,改弦更张“重新讲”,建立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学术范式与话语体系,积极参与未来世界人文精神的重建,应该是当代国学努力的方向。

(注:文章见2013年9月2日《光明日报》(第15版,国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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